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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调解的问题反思和优化路径

作者:鸿运手机版登陆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30日 10:03:34

引言

民间调解早在西周与东汉时期的铜器铭文中便有调解案例记载,古代称之为“和解”、“劝释”、“休和”、“调处”、“私休”等。由于受地域经济、乡土文化、历史背景、自然地理、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各地乡土民间调解特色各异。河东民间调解依托于虞舜历史文化、盐池经济文化、儒家思想与河东乡土习俗、风情形成了独具河东乡土特色的民间调解方式、理念与文化,对于分析民间调解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然而,随着法治现代化的乡土纵向型推进,民间调解同乡土民众传统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冲突[1]。通过对河东民间调解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民间调解所植根的乡土社会结构在新纪元法治乡土纵向型深度演进的今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对传统的民间调解进行相应的扬弃和转型,以在现代社会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对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民间调解的价值功能

民间调解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悠久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所独有的亲和性、便利性和低成本等优势,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功能,简述如下。

(一)有利于修复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民间调解植根于悠久的乡土文化。乡土,在中国意味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地域内,一群或几群或多或少有血缘关系的乡民组成了一个事实上具有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宗法家族社会。因此,多数的民间纠纷当事人之间都有着血缘或地缘上的密切关系,而民间调解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了不用对这种密切关系构成严重伤害的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民间调解并不像诉讼等纠纷解决程序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强制性的裁决实现纠纷解决的目的,而是对加害方或违约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情况下使其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向被害方或守约方进行道歉和赔偿,并得到加害方或守约方的宽容和理解。民间调解更加注重对当事人的说理和劝告,而不是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强制性的冷冰冰的法律程序,对受到纠纷破坏的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着良好的修复作用,因此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认同。

(二)降低纠纷解决成本

诉讼、仲裁等纠纷解决方式虽然具有权威性、终局性和强制性等特征,为纠纷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国家力量为后盾的良好保障。然而,复杂而冗长的诉讼和仲裁程序却给当事人带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负担。尤其对于已经受到伤害的原告来说,这种负担对其更是雪上加霜。因此,诉讼和仲裁所带来的正义一直被称之为“昂贵的正义”。而民间调解则非常灵活和便利,只需要找到一个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调解人即可进行,不受场地和程序的限制,也不需要额外的费用,从而将相应的纠纷解决成本控制到最低。

(三)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民间调解有利于案件的繁简分流,从而促进纠纷解决效率的提高。民间调解通过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和对话等方式达成合意,从而实现消减利益冲突的目的,使其不必通过复杂而冗长的诉讼或仲裁等正规的法律程序。因此,民间调解可以大大节约当前稀缺的司法资源,使多种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得到更好的整合和利用,从而大大提高纠纷的整体解决效率。

二、民间调解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为了有效掌握民间调解存在的问题,笔者对河东民间调解进行了深入调研。在参与河东民间调解调查的263名乡民中,大部分乡民认为应通过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80。9%),其次是双方协商解决( 12。2%),选择打官司即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的只占(6。8%),对于仲裁则根本没人选择(0%),在有效问卷调查中,大多数乡土社会民众、乡村调解员和纠纷当事人都认为民间调解的效果较好,其有效百分比分别为66%、77%和69%,认为效果一般的所占有效百分比分别为20%、13%和21010,认为效果不好的所占有效百分比分别为1 1%、5010和8%,认为没有效果的所占有效百分比分别为3%、3%和2 010。以上数据表明,无论从民间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还是实际效果,在普通民众中都有着高比例的认同,其中民间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的认同比例高达80%,而认为具体效果较好的比例则高达71010。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社会具有“差序格局”性[2],我国民间纠纷具有复杂化、琐事化、生活化、区域化和邻里化的特性,因而解决的方式也偏向于对于普通民众更具有亲和性、灵活性以及低成本的民间调解方式。因此,民间调解对于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体构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对河东民间调解的相关实证资料进行整理的同时,也能发现民间调解仍然存在诸多制约其进一步发挥作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矛盾的存在。

(一)乡土调解和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

同乡土调解方式在普通民众中高达80.9%的认同率,以及高达71%的效果较好的评价比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东调节有效问卷调查显示,对于法律专业人士来说,仅有28%认为民间调解效果较好。这一现象的存在,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乡土社会的根基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虽然法治理念逐渐深入,乡土民间调解文化观念依然是解决乡土社会纠纷的重要因素[3]。这种调解文化观念生动地表现在我国民众的日常用语中。如用于调解婚姻家庭纠纷的俗语有“一日夫妻百日恩”、“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等;调解相邻关系的俗语有“远亲不如近邻”、“低头不见抬头见”;用于调解借贷、买卖纠纷的俗语有“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生意不成情义在”、“不做一锤子买卖”等。然而,乡土调解这种更多地依靠传统习惯、调解人员的个人能力以及被调解人之间的关系形成最终的调解方案,不仅可能同真正反映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法律规定之间产生较大的差异,而且由于相关调解结果的执行主要依靠道德约束,缺乏法律的强制性威慑,在当事人拒绝承担调解结果规定义务的情况下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从而往往达不到真正解决纠纷的目的,导致二次纠纷出现的可能性增大。

(二)乡土调解人员的内生权威性要求和现代制度权威之间的矛盾

在参与调查的91名乡土社会民众中,有42.3%的人认为宗族长能够很好地调解民间纠纷,31.2 010选择村干部。而在被调查的78名乡村调解员中,有41.8%的人认为选择村干部更合理,其次是宗族长,占41.2%。对于被调查的87名纠纷当事人而言,有43.3%的人选择宗族长,其次是村干部,占35. 0010。此外,在参与调查的64名法律专业人士中,有48.3%选择村干部,其次是宗族长,占39.7 010。通过比较分析四类人群对于该问题的不同选择,可以发现,乡土社会民众和纠纷当事人倾向于选择宗族长,乡村调解员和法律专业人士倾向于选择村干部。同时,对于参与调查人群的进一步问询发现,绝大多数乡土社会民众和纠纷当事人在有自己宗族长的情况下,都将宗族长作为调解人员的首要选择。而只有村庄中缺乏宗族长这种“原生型内生权威”人物的情况下,乡土社会民众和纠纷当事人才会倾向选择于村干部,或许是基于村干部的“次生型内生权威”[4]。然而,从法治的角度,选择作为现代制度权威代表,从而能更好地运用法律知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村干部对于解决民间纠纷更为有利,这也是受法治理念影响较深的乡村调解员和法律专业人士倾向于选择村干部的主要原因。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普通民众普遍愿意选择内生权威人物如宗族长作为民间调解员的首要选择,而现代社会的权威架构则明显更倾向于代表政府权威的村干部。这一乡土调解人员的内生权威性要求和现代制度权威之间矛盾的存在,或者是普通民众的内生权威性要求向现代制度权威妥协,从而影响民间调解结果在民众中的实际权威;或者是现代制度权威向民众内生权威性要求妥协,从而使民间调解结果不能同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无论哪种情况的出现,都会严重损害民间调解对于纠纷解决的实际效果,从而不利于民间调解的顺利发展。

(三)解决纠纷和保护合法权益之间的矛盾

河东调解中高达810_10的民间调解方式认同率和普通民众更倾向与选择宗族长等内生型权威作为民间调解员等事实显示,在现代法治理念的影响下,民间调解人员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需要依法调解,但并不影响在具体的调解过程中更加强调人情的作用,在河东调节调研过程中对选择民间调解方式的普通民众的问询中得知,其之所以选择民间调解而不是诉讼等解决纠纷的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多数民间纠纷当事人双方一般都具有朋友、亲戚,甚至是亲属之类的复杂关系,因此不得不考虑纠纷解决方式可能对这些关系的具体影响。而对接受调查的乡村调解人员问询得知,其在调解中使用最多的两句话是,“多谢你们对我个人的信任”,“看在我的面子上,大家各让一步”。因此,民间调解更多地依靠亲情、友情以及调解人员的权威达成解决纠纷的目的。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很大程度上只是使纠纷得到形式上的解决,并没有实现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甚至在明知调解结果可能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劝告当事人为了纠纷的解决而放弃对这些权益的争取。民间调解这种偏重于形式上的和谐从而忽视当事人合法权益问题的存在[5],必然使相关纠纷得不到合理而彻底的解决,从而为众多因此而产生的二次纠纷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三、民间调解优化的具体途径

河东调节调研实证数据所反映的我国民间调解诸多问题的存在,实质上是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同传统文化两者之间互相碰撞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要保证民间调解在现代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据应有的重要地位,实现其新时代的法治化转型,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对现有民间调解进行优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以法律规定为基础进行调解

法律是现代社会整体利益的体现,对法律的普遍认可和认真遵守是法治社会实现的必要条件[6]。因此,针对当前民间调解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当地传统习俗和人情,而忽视相关法律规定,从而使调解结果同社会整体利益不一致的问题,有必要确立以法律规定为基础进行调解的基本原则,即在法律规定的大框架下,充分考虑当地的习俗,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最终确定具体的解决方案。以法律规定为基础进行调解能够极大地增强民间调解所具有的解决纠纷的功能。一方面,由于法律规定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以法律规定为基础的调解结果能够最大程度地得到双方当事人的真正接受,产生最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与法律规定相一致的调解结果能够得到法律的强制性保障,对需要承担相关义务的当事人产生必要的威慑,保证调解结果的顺利执行。另外,以法律为基础进行调解并不排斥在民间调解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传统习俗和人情对纠纷解决的积极作用,仍然能够保证民间调解所具有的亲和性和灵活性等特征。以法律规定为基础进行调解,是保证民间调解充分发挥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正面作用,促进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将宗族长纳入现代调解的制度体系

对于民间调解来说,由于普通民众对内生型权威的天然认同[7],宗族长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必须依赖现代制度权威使民间纠纷的解决符合以法律为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以宗族长为代表的内生型权威并不以相关法律规定为调解的基础,而且并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威慑作用,对内生型权威的过度依赖必然损害民间调解的有效性。因此,要充分发挥民间调解的作用,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乡土调解人员的内生权威性要求和现代制度权威之间的矛盾。而通过将宗族长纳入现代调解的制度体系,则可以实现内生型权威和政府权威的适当结合,从而保证民间调解功能的充分发挥。一方面,在遴选村干部的过程中,在不违反相关法律的情况下,尽可能将宗族长纳入村干部体系,充分利用其所具有的内生型权威,主持与其相关亲族的民间调解工作和其他工作。另一方面,为了保证相关宗族长担任的村干部能够严格按照法律进行调解,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的民间调解的法制宣传和教育,通过培训考核的方式提高其民间调解的法律素质,使其能自觉地按照相关法律的精神和规定主持相关民间调解。

(三)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调解的根本目的

作为现代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调解必须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仅仅实现形式上的纠纷解决。因此,在具体调解的过程中,为了保持民间调解所具有的对纠纷当事人的灵活、亲和、务实的特性,需要充分发挥当事人之间的亲情、友情,以及其他密切关系的作用,以及调解人员自身所具有的权威。但这种灵活、亲和和务实不能以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基础,更不能通过胁迫、威逼等违反当事人意愿的形式,以牺牲其合法权益为代价促成调解结果的达成。事实上,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很可能只是实现纠纷形式上的解决,并不能达到很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只有在以代表民众利益的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作为调解的根本目的,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一方面,必须对相关调解人员加强宣传和教育,使其明白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根本目的对于民间调解的意义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于通过调解方式难以实现对当事人合法权益充分保护的纠纷,不要强求调解成功率而以损害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为代价求得形式上的调解成功,而应当果断中断调解,建议当事人通过诉讼、仲裁等更为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

结语

总之,以河东调节为代表的民间调解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成为现代中国最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一。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民间调解的优良传统同现代社会法治化的趋势充分结合,从而使民间调解在现代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相关研究人员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宾,吕彩云.转型时期凉山彝区民间调解制度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6,(2):43 -46.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1.

[3]王韵洁,台湾“家事事件法”及其启示[J].河北法学,2016,(7):98 -104.

[4]陈柏峰.村庄纠纷解决:主体与治权——皖中葛塘村调查[J].当代法学,2010,(5):22 -31.

[5]李荣良,我国民间调解机制的研究[D].青海民族大学,2013.

[6]于语和,吕姝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26 -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