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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继承权保护制度的创新机制

作者:鸿运手机版登陆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26日 21:04:51

 罗马法上有“胎儿其利益为问题时,视为既已出生”的法谚。①世界许多国家都赋予了其特殊的民事主体的地位。我国《继承法》第28条秉承这一立法传统,在具体事项上规定胎儿享有相应的能力,既充分发挥了法的事先预防价值,使得法律对人们生活的调整显得“疏”而不漏;又契合我国“养老育幼”的家庭职能观,成为继承法律制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对胎儿继承权的规定,是我国法律目前所承认的胎儿享有的唯一的一项权利。胎儿权利保护的理论依据如何,继承能力如何界定和保障,立法应该做出反映。
  一、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沿革
  自罗马法以来,关于胎儿利益的保护既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老话题。
  (一)古罗马时期:胎儿保佐人制度的设立
  在古罗马法时期,“当涉及胎儿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像活人一样被对待,尽管在他出生以前这对他毫无裨益。”②罗马法认为,胎儿从现实角度上讲不是人,但由于他是一个潜在的人,人们为保存并维护自出生之时起即归其所有的那些权利,而且为对其有利,权利能力自受孕之时起而不是从其出生之时起计算。罗马法规定:“关于胎儿的利益,视为已经出生。”
  (二)欧洲中世纪:世俗法排斥胎儿的利益
  欧洲中世纪时期,尽管各宗教徒中的保守派认为胎儿决不是母亲的一块组织或组成部分,而是人,应具有与成人一样的权利,但这一派的观点始终没有上升为法律。虽然宗教的某些教义对保护胎儿甚为有利,世俗法却仍将胎儿的某些利益排除在法律权利保护范围之外。
  (三)近、现代社会:胎儿利益保障成为共识
  自近代法典化以来,各国都有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规定。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巴西等国都在其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胎儿利益保护的条款。在当代,随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胎儿利益保护又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保障胎儿利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共识。
  二、胎儿继承权保护立法例之介绍与评析
  自罗马法以来,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已成为立法者的共识,并体现在相关的制度设计之中。
  (一)典型立法例之介绍
  1.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条:胎儿以将来非死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
  第1168条:胎儿为继承人时,非保留其应继分,他继承人不得分割遗产。胎儿关于遗产之分割,以其母为代理人。
  2.中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第1873条:(1)任何在继承开始时已出生或受孕且未被法律排除之人,以及澳门地区,均有继承能力;(2)属遗嘱继承者,下列者亦有继承能力:a)继承开始时在生之特定人之尚未受孕之未出生子女;b)法人。
  3.德国民法典③。第844条第2款之后段:即使在侵害发生时第三人已被孕育成胎儿但尚未出生,赔偿义务也发生。
  第1923条:(1)只有在继承开始时生存的人,才能成为继承人。(2)在继承开始时尚未生存但已被孕育成胎儿的人,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已经出生。
  第1963条:在继承开始时,可期待一个继承人出生的,在母不能自行维持生计的情况下,母可以从遗产中,或者,其他人也有资格做继承人的,从该子女的继承份中请求适当的扶养费,直到分娩时为止。计算继承份时,必须认为只有一个子女出生。
  第2101条第1款:在继承开始时尚未被孕育成胎儿的人被指定为继承人的,有疑义时,必须认为其被指定为后位继承人。被指定的人成为后位继承人不符合被继承人的意思的,该项指定没有效力。
  第2178条:受遗赠人在继承开始时尚未被孕育成胎儿或者其人格由继承开始后才发生的事件确定的,在前一情况下,在出生时发生遗赠的归属,在后一情况下,在事件发生时发生遗赠的归属。
  4.意大利民法典④。第1条: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法律承认胎儿取得的权利,但是以出生为限。
  第254条第1款: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可以在子女出生时进行,或者在子女出生后或确认受孕后于民政官或监护法官面前以特别声明的方式进行,或者以公证方式进行,或者以任何形式的遗嘱进行。
  第320条第1款:父母双方共同或者由行使专属亲权的父母一方代理已经出生的和即将出生的子女,参加一切民事活动并管理其财产。除不得转让或获取子女或即将出生的子女个人用益权契约以外,父母可以分别完成一般管理行为。
  第462条:所有在继承开始时已经出生或者已经受孕的人,均有继承能力。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自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300日以内出生的人均推定为在继承开始时已经受孕者。在遗嘱人死亡时活着的特定的人的子女,即使当时尚未受孕,也可以依遗嘱取得遗产。
  第784条第1款:对于赠与时在世的特定人的已经受孕的或尚未受孕的子女,同样可以进行赠与。
  (二)典型立法例之评析
  大陆法系各国在赋予胎儿继承能力方面,虽然提法不尽一致,但都承认胎儿有继承权。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做法:
  1.总括的保护主义。总括的保护主义,即在胎儿利益保护上,将尚未出生的胎儿视为已经出生,赋予其普遍的民事权利能力。基于胎儿的权利能力性质不同又可将总括的保护主义分为两种学说:(1)法定解除条件说。依照此种学说,在怀孕期间,胎儿被视为具有与已出生的自然人同样的法律地位,具有权利能力。若胎儿出生时为死体,其已经取得的权利能力溯及地消灭,即胎儿权利能力的取得附有解除条件。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用此学说;(2)法定停止条件说。此学说认为,胎儿于怀孕期间并无权利能力,当胎儿活着出生时,再追溯至出生前取得权利能力。
 2.个别的保护主义。个别的保护主义,即认为胎儿原则上没有权利能力,但于若干例外情形下有民事权利能力。德国、法国、日本等民法采取此例。
  三、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发展趋势
  对胎儿继承权的规定,是我国法律目前所承认的胎儿享有的唯一的一项权利。胎儿权利保护的理论依据如何,继承能力如何界定和保障,立法应该做出反映。
  (一)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理论依据
  胎儿权利保护的理论依据主要有生命法益保护说、人身权延伸保护说、以及权利能力说。
  1.生命法益保护说。生命法益说的设计有巧妙之处,它以法益作为胎儿应受法律保护的基点,避开了将权利能力作为请求根据所带来的尴尬局面。但笔者以为,该理论有不尽如意之处:如它以胎儿已具备生命形式作为论证基础,过分理论化,不易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法益一词的概念在学术界非常有争论,则法律之所应保护之“法益”的范围恐更无定论。法益的概念过于抽象且范围有失宽泛,与法条本身的严谨不符,不宜为法律条文所用;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局面,该学说不利于实践操作,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制且法官专业素质不够高,很难妥善运用该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一有不慎反生滥用之弊。
  2.人身权延伸保护说。人身权延伸保护说,虽然大胆地突破了权利能力制度,是一个进步, 然而其致命的弱点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胎儿的利益为什么应该受到保护,在我看 来此说的本质含义其实仍旧是一种法益说的变种。
  3.权利能力说。尽管民事权利能力制度从德国法发展到现在,已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但权利能力制度己存在近200年的历史了,人们早已适应其理论,一旦删除民事权利能力制度,势必导致整个民法体系作出大的调整,正如曾世雄先生自己所言“尽管权利能力之制度并非不可或缺之制度,然在长久以来习以当然的情势下,如欲改弦更张应非一朝可就,何况权利能力之制度对于自然人虽似多余,终非有害“。所以,在可以对其进行适当修改以使其适应现实需要的情况下,还不宜彻底地删除权利能力在民法上的设计。⑤
  (二)关于胎儿的继承能力
  为了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原则保持一致,理论上对胎儿的继承能力有两种解释:
  1.法定停止条件说。该学说认为,胎儿以活着出生为条件溯及继承开始时取得继承能力。
  2.法定解除条件说。该学说认为,胎儿本身具有继承能力,不过在出生时为死产的,溯及于继承开始丧失继承能力。
  关于胎儿的继承能力,各国立法都承认继承开始时已受孕的胎儿有继承能力。保护胎儿继承权实际上保护的是一种期待权。该期待权转化为既得权的条件就是胎儿活着出生。如果胎儿出生是死的,其所享有的期待的尚未实现的民事权利便归于消灭。
  四、关于胎儿继承权保障的立法设计
  (一)明确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
  立法上首先应该确定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这是胎儿享有民事权利的重要前提,也是加强胎儿继承权保护的立法依据。为充分保障胎儿利益,立法可考虑接受概括主义的做法,统一规定“为保护胎儿利益之时视为已出生。”
  (二)对胎儿继承权的保护可沿用《继承法》的规定,但应作出完善
  1.明确胎儿继承权的请求权主体。笔者认为,胎儿的继承权可以通过母亲来实现。在诉讼过程中,对胎儿继承权的请求,应以胎儿本人的名义提起诉讼,由其亲权人代理行使。胎儿出生后请求的,此时胎儿如尚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则由其亲权人代其行驶。如监护人怠于行驶职责,待胎儿有行为能力也可自行起诉。
  2.明确胎儿继承财产的管理。根据我国《继承法》第6条的规定:“无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另外,《继承法》第17条规定:“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鉴于胎儿尚在母体腹中的生理特征,保留给胎儿的遗产,依此应由其母亲代为管理。这既符合法律上的规定,也尊崇了胎儿在生理上的特性。如胎儿生下后,其母亲亦死去,则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监管其财产。在通常情况下,母亲及相关代理人是无权处分这部分遗产的,否则就是侵权,因为在胎儿出生之前,这部分遗产归属尚不确定。但在以下特殊情况下,由于情势所逼,我们认为其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可以处置这部分遗产:一是胎儿尚未出生,其母患重病,而又无力医治的情况下,可以处分,但应以治病为限;二是胎儿活产后,未成年之前,因治病求学等急需,而其法定代理人又无力负担的情况下可以处分;三是家庭遇天灾人祸,为了维持起码的生活之急需的情况下,可以处分。以上三点均以急需、迫不得已为前提条件。
  注释:
  ①李宜琛.日耳曼法概说.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②[意]彼得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1页.
  ③陈卫佐.德国民法典(第三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④费安玲等译.意大利民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